中国20世纪70年代束告别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后，经过了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无可辩驳，中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一支经济力量，并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中。标有“Made in China”字样的各种产品进一步走向世界各地。但这些产品主要表现为技术含量不高、尚无品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尽管我们已成为“制造大国”，却离“制造强国”还很遥远。

    改革开放以来，在由纯粹的生产性部门转型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经济实体的过程中，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在产品门类、技术水平、加工质量和产品式样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国企业认为无需依靠在低水平的起点上自主创新产品，而仅仅依靠填补市场空白就足以使企业快速成长。能够制造出和国外接近或一样的产品提供给国内市场是这一阶段国内企业最重要的使命。我们现在能够数得出来的国内大企业，几乎全部是依靠填补巨大的国内产品门类空缺而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有意义的自主设计创新在这些企业的成长进程中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国内的企业对于工业设计的认知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是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最近几年，基本上将设计理解为促销技巧一类的手段。

    我们在不断地引进、购买、模仿、抄袭国外的不断更新的技术和产品概念的同时，在扩大着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但同时忽视了培育企业持续成长最重要的能力，即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市场需求，用自己的头脑进行产品创新。中国企业在 15年以前赖以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中国企业的成长碰到了真正的“玻璃天花板”。

    巨大消费市场的形成。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大城市就进入了消费社会。生产很快过剩，即使是官方话语也从提倡节俭转向鼓励消费，各大厂从价格战到概念炒作，其营销手段大都是建立在刺激消费的目的上。大众传媒也在制造消费繁荣的幻象，从鼓励私车购车到假日经济的消费狂欢，国内设计市场的消费者（购买设计服务的企业）还很不成熟，基本追求式样的新奇与视觉的刺激，还未将设计纳入策略性层面来考虑。设计活动的结果就是在今天的消费品市场里，存在着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惊人的“视觉丰盛”现象：各种不同造型的同类产品在货架上进行“视觉的狂欢”，在这“能指的盛宴”上，各种造型语言吵吵嚷嚷，争抢“眼球”，各种符号携带各种“信息”扑面而来，人们徘徊于此，挑选可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产品 。ID在今天的语境下已异化为促销手段，设计则遵从了资本的逻辑，从包豪斯启蒙时的哲学理念蜕变为牟利技巧。

    经济体制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文化观念的“漂移”。经济的高歌猛进必然带来社会与文化上的不适应症候，其结果也将在随后的几年中显现出的世俗生活到官方与媒体的话语建构等，无疑中国正经历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

    近年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出现了各种新的理论、观念或“思潮”。绿色设计 ,创新设计、体验设计、可持续设计、人性化设计、整合设计、情感设计——设计的本体被来自于外部的时尚知识所侵蚀、瓦解。变得不清了。在“非此即彼”观念的作祟下，设计成为了“漂浮”的概念，受不同时代、地域文化与时尚知识的影响，并因此而总是徘徊在独立的学科门外。观念的杂乱、研究对象的不明确与方法的不够体系化等，使设计学科不断地被边缘化。

    国内的设计实践领域和企业更“务实”。他们把设计看作市场竞争的手段，当作刺激消费的工具，服务于资本的增值。设计活动的目的被异化，方法被理解为捷径。在copy(复制）paste(粘贴)时代，企业内部的设计方法往往表现为“拼贴、移植、模仿”。

    国内设计行业的起源与蓬勃发展都发端于教育，我们对其价值无可否认。与设计教育的“不良性过度”形成对照的是设计产业的幼小或畸形。设计教育与设计产业处于严重失衡状态，造成我国设计业两头大、中间小的模式，即设计教育与设计需求的增大，而专业化设计队伍和合格的设计人才却相当缺乏。我们有大的市场却有“大而不强”的教育和“小而残疾”的设计产业，因此，设计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劳动者是值得深思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专院校开始设立“工业设计”专业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渐进式发展，在近三五年呈现出“爆发”的态势。国内设置艺术设计专业的院校由当初20来所激增到400多所，每年毕业的学生由原来的几百人到几万人。随着扩招而来的是师资短缺与结构性“残疾”，大部分院校的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自身还缺乏设计实践经验，就上岗执教了，于是新一轮的“纸上谈兵”、“理论设计”或“竞赛式教育”又开始了。大多数设计院校的课程集中在“基础”、“技法”、“知识”上。如此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大批毕业生，既缺乏实践经验，又无系统、合理的方法论指导。当他们面对实际设计项目时，既不能摆脱“知识”的桎梏，又不能跨越“技法”的藩篱，一味地进行“美工”式的外观、造型的美化，更谈不上原始创新。

    “物以类聚”，既体现了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研究存在的一种科学方法。“分类”、“命名”是科学家在分析千差万别的表面现象时，人为地把自然分成若干层次和若干范畴，以便从不同角度，全面、深入地把握自然规律。分类、命名是相对的，是随着认识水平的演化而改变的，也是随着人类行为的自发性向自觉性自由演进而更趋向科学的。文化的分类或命名无非是自然史与人类发展阶段的产物。“新陈代谢”是生命与非生命的试金石，文化分类和命名也是无休止的科学活动。旧有的“名”、“相”不应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枷锁，“分工”、“分类”只能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趋向系统性。

    人类的进步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祖先制定的“名”、“相”的否定。当 “分类”、“命名”这个人为阶段的观念阻碍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时，人类就会新的“分类”和“命名”。 

    “设计”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设计是人类第三种智慧系统，其组成的子系统含有科学和艺术的成分，但又不等于设计是一枚硬币，其一面是科学，另一面是艺术，就如同人类是为适应生存环境等外因系统从而进化形成的一个“新结构系统”，是重组生命结构的“创造”。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设计”概念的认识，逐渐从工业设计实践与认识提高到生活方式设计、文化模式设计及系统设计的高度上来，即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以“人类合理、健康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为目标，以高科技为保证条件来调节市场机制的异化，这样一种选择、决策、创造的行为就是目前提高到“事理学”高度内“设计学”诞生的背景与社会基础。我在80年代初就强调过：设计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文化。即使当时被误会，由此引申出设计是一种创造行为，是“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使用)方式”。这个提法似乎有点抽象，不像搞技术的专家所希望的那样具体，例如某某产品设计。而设计一旦被囿于一种物的设计的话，就已经被这个物的概念和抽象束缚了设计师的创造力。在此基础上，设计应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应提高到“事”的角度来认识，这就是设计的定义。而工业设计则是工业时代认识人为事物的方法，自然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人为事物的一种正反馈，这包括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要否定，这种积极的正反馈机制正是“事理学”的核心。这正是工业设计能将“限制”、“矛盾”、“协调”转化为“优势”的原因，也正是工业设计有别于“美术”或“技术”片面地就事论事的本质之所在。这样，设计就能从“问题”――“事”的解决中，在“限制”下形成“差别”――“新物种”，此乃“创造”也!

    “事理学”是人类总体文化对工业文明的思想和修正，是从设计“物”到 “到设计“事”的观念演进，其本质是重组知识结构、重组资源，探索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也是创新的目的与本质。工业设计是工业时代一切设计活动(人为事物、事务等)的观念、方法、评价思路，工业设计的对象可以是“物”，包括产品、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设计、交通、通信工具、机床、设备、工具、广告、包装、家具、照明器具及艺术品等。工业设计的对象也可以是“事”，乃至工作、学习、饮食、娱乐、休息、交流等工作、生活方式的设方案。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其结构的创新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同时，知识经济也为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实践领域。具体来说，就是知识经济可以启示人去开拓新的乃至重组知识结构、重组资源与知识结构之间的系统。以满足人类潜在的需求。我们应创造什么样的知识?简要地说，首先就是“创造需求”，进而再创造能满足需求的知识，以及创造能将知识与此类需求联系起来的组织和制度――即知识结构的创新。创新，就是要创造需求，而创造需求，也就是“创造市场”。已有的市场是有限的，未来的市场则是无限的；已有的市场是拥挤的，创造出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已有的市场竞争激烈，而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市场中则可以独步天下；已有的市场中利润微薄，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市场中可以获得高的附加值。创造市场，就是要去“创造消费者”。为此，不仅要有售后服务，而且要有“售前服务” ——设计，以此来创造、培养消费者。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动力和方向。由需求来引导知识结构的重新整合，形成新产业结构，这就是对未来的引导作用。培养和造就能够发现潜在“需求”、并能选择和组织“知识”，进而创造“新物种”、“新产业”的人才正是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教育”的任务，而“设计事理学”既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观念，又是设计教育的“基础”，也是知识结构创新的思维方法。

    “事理学”这种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融于一体的观念将“设计”视作一门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大学科体系，这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在人类面临地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处于自我毁灭还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无疑是对工业时代以来的工业设计从理论到方法的一场“设计革命”。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其仅在原材料与新技术的革命中寻找经济持续发展之路，不如与此同时转变观念，寻找新的增长点，更有效地创新知识结构系统——将设计提到“事理学”的高度，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组资源、重组知识结构以求人类生存方式更趋健康与合理。

    “事理学”是研究不同的人、群体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的需求，以及由此影响人的使用状态、使用过程的特征。这个规律就是搜寻需求目标的限制。外部因素——“实事”，以确立“目标系统”——“明理”定位；然后再选择、组织资源和知识创造“新物种”的原理、材料、工艺、设备、形态、色彩等内因——“求是”的研究，这个阶段是概念设计阶段，是创造“许物种”的阶段，也即“设计事理学”方法论的核心内容。

    “事理学”有如下的特点：注重需求目标系统而不是功能；注重事而不是物；注重物的外部因素而不是物的内部因素；注重结构关系而不是元素、因子；注重整体而不是局部；注重过程而不是状态；注重理解而不是解释；注重祈使而不是叙述；注重设计师与用户的“主体间牲”；超以象外，得其圜中。

    人类创造过绚丽的文化，而文化作为许多种传达信息的有序符号，负载着创造者所处时代的生存方式。历史由我们的祖先完成了，然而，对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则是我们当代的实践和理想。

    泥土、柴薪、手轮是质朴、纯真、朦胧的生产资料。

    青铜、矿模、坩埚用扭曲的人性去祭祀奴隶主。

    纸帛、笔砚是崇高与权势的布道坛。

    蒸汽机、流水线和抽象的形、色、光的共存记录了人类理性的僵化与情感泛滥的冲突。

    广告、“商战”作为社会发展阶段调动竞争机制的手段警示人类面临“异化”，启迪我们思考如何与自然的和谐。

    数字、信息、符号、图形和动态的时空艺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使人类在规划地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看到了希望。

    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里程碑都是对自然、对自己已有认识水平的否定，也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祖先、对权威、对功利、对已有的“名”、“利”的否定或重新解释。人类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企图改造周围的一切．而且已经和正在塑造第二自然。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越往前走，可能遇到的陷阱就越多，习俗的惯性或功利的诱惑也就越大。“设计教育”的责任在于引导创造未来生存方式的人们，与其听凭“蛇和苹果”蛊惑，不如学会历史地、系统地、辩证地对自对现实、对自身进行再认识，自觉地从正反双向反馈来审视已有的成果和观念。

    时下的设计学术界颇有会议过度、观念过剩之虞，整合、体验、可持续、人性化等话语风流婉转，风光无限。在来自于外部“时尚”知识的影响下，设计教育、设计研究如同漂浮在水面上的油层，随着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商业文化大众口味的不断变化而嬗变。教育研究的疆土在表层上平面展开，在“实用”的 价值取向上与一些流行概念肤浅地结合，不无遗憾的是，我们企盼的对设计“向内向深”的挖掘与研究却乏人问津。

    筹划这套“设计专业创新系列教材”，反映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全体编委的良苦用心。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同行能摒弃浮躁，潜心钻研，为中国设计的复兴做出卓越的贡献。